实际上，古代地主经营商业已是常见现象。较小的地主会像毛顺生一样从事粮食加工、养殖业、零售贸易；而更大的地主，则通常在县城拥有自己的店铺。这些商铺往往有着鲜明的特色，像米店、布店等，经营的商品大多是地主自家土地生产的或有稳定进货渠道的商品。而在乡村，地主经营的主要是粮食或调味料加工，也有一些地主经营日常生活用品。这些看似为乡邻提供服务的生意，其实都为地主带来了丰厚的利润。在乡间，由于缺乏竞争，地主们往往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贸易联盟，农民在购买生活用品时，大多数不得不向地主购买，从而避免了他们将利润储存并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自给自足。
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农民与地主的交换中。农民的收成往往必须经过初步加工，特别是像稻谷、茶叶、蚕茧等作物，必须出售换取货币。尽管粮食可以自用，但由于税收、加工需求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购买，农民依然需要依赖外部市场。此时，地主通过垄断加工、销售渠道，控制了市场价格，农民在面对高价商品时，无奈地选择和本地地主交易，甚至发现外地的市场价格并不比本地好。这种循环不断，农民逐渐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权利，只能依赖地主生存。
古代的城市，虽然也有商品交换，但由于工业水平低，农民若前往城市，往往面临高额的交通费用和找不到农业工作的问题，因此，他们选择留在乡村，在地主的引导下交换商品。这种环境使得地主逐步掌控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资源，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垄断。此外，由于地方政府控制不严，地主有时通过发放私人票据代替货币，进而进一步巩固其经济权力。
而除了通过农业和商业获取财富，地主最直接的财富积累方式是高利贷。古代的民间借贷利息非常高，一般年利率为20%，甚至100%都不罕见。通过放贷，地主不仅能从中获取利息收入，还能在经济危机时，将欠债的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回，进一步扩展自己的财富。尽管农业周期性不稳定，且收成可能受到天灾影响，但地主通过放贷和操控米价，依然能获得高额的利润。
此外，古代的官员也往往通过政治途径积累财富。许多封建官员拥有免税权，甚至能通过收取农民的税款获得不菲的收入。例如，如果一位官员拥有免税权，他可以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农民，而农民则通过缴纳相对较低的税收，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经济优势。官员与地主之间往往形成某种合作关系，利用这种互惠互利的机制来增大自身的财富和权力。
因此，正如吕不韦所言，政治投资的回报超越了经商，而经商的回报又高于单纯的耕作。古代的地主，正是通过掌握土地、经营商业、参与政治，逐步积累了可观的财富。他们的财富积累方式类似于现代投资市场中的债券、信贷或股票。最赚钱的还是从政，尤其是通过政治投资实现财富倍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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